中国医改：医生为何沉默？
作者：未知 来源：未知 2016-10-23 21:47
作者：未知 来源：未知 2016-10-23 21:47
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
这篇直指现今医疗机制及医患痛点的深度文章，发表于2007年的《新民周刊》。时隔9年，时代在发展，然而并非所有事都在。
2007 年年末，医改方案的制定工作已接近尾声，新方案出台在即。
由卫生部、发改委等16个中央部委派员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领导制订了这一轮医改方案。方案综合各方意见，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WHO(世界卫生组织)等9家单位提交的报告，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
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医生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
有人说，沉默是因为这一轮医改的起点就是对医生的批判。医生、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他们怎么看近在咫尺的医改？
01
▼
医生：主角还是看客？
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 年以后，这个行业的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 万名员工，负责为13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 年里，他们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被认为对“看病贵”“看病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在医生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02
▼
褪色的荣誉
朱正纲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他及妻子都学医，夫妻俩希望儿子能继承家族传统。但朱正纲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
“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他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但让他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
医生这个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值得留恋了。这个行业陷入了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医生更多地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
2003 年SARS 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但SARS 消失后，这个称呼再次被遗忘。
03
▼
医院恐惧症
20 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时，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休息半天。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 元钱。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那时医患关系很好，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
和20年前相比，医患关系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直言反对：“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有些治疗方案，连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看上去很公平，其实病人被牺牲了。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面对感冒等常见病，为了保险，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并不必要。
和20年前相比，中国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
04
▼
医生的工资
简伟1992 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一所区中心医院工作。简伟真正安心做医生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后，他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白天则去做药品代理。几年后，他辞职进入药品公司，做了专业的药品营销人员。“当时医院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00 元，做医药代表可以拿2000 元。”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大批医生投入药品、医药器械销售行列，医生跳槽热与当时的出国热一样如火如荼。简伟目前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如果10年前没有跳槽，他现在应该是那家二级医院的资深医生，月收入3000 多元。这个收入让简伟觉得“可怜”。
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和医护人员认为，低收入已成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多病人看来，医生和“药品回扣”“红包”联系在一起，这会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吗？
许多大医院里都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高档汽车，这尤其让人难以相信，医生的收入会像他们自己抱怨的那么低。
长期以来，医生对收入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去甚远。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分化程度令人瞠目。
现在，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及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必须想方设法增收。增收的方法，除了尽量争取病人，还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更多的利润。“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伤害了医生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
05
▼
收入倒挂
“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这真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李青峰说。
公立医院，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这和我国低下的医保水平有关——如果诊疗费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的，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李青峰经历过一次马拉松式的手术。2 个麻醉师、4 个护士、8 个医生工作了19个小时。这台手术的价格是2300 元，外加20% 的津贴。如果换算成小时工资，数字的确低廉得惊人(平均每人每小时不到11元，与钟点工的收入差距不大) 。“而两根手术缝线的费用也要近200 元！”倒挂的价格体系让李青峰看重的知识和经验完全贬值。
护理的收费更低，护士改行的越来越多，大多数人的目标是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
漫长的学习过程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从业成本。医科学生5 年才能本科毕业，要想取得博士文凭，要11 年。在那些尖端的医疗领域，知识更新的速度更快，这逼着他们一生都必须保持学习的习惯。
这个行业也是公认的辛苦，超时工作几乎是每一个医生的生存状态。
好医生意味着智力水平、心理承受能力和体力都要上乘。为了将这样的人吸引来并且留在医疗行业，在李青峰看来，高额薪酬是绝对必要的：“他的工资应该与他承担的一切成正比。”
他为那些开豪华车的同行辩护：“一个医生敢开豪华车，他的收入就一定是合法的。这样的医生必须有三个前提，第一，他在著名的大医院工作；第二，他所在的学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第三，他有别人没有的绝活。”
李青峰设想的未来，决定一个医生薪水的，应该只有技术水平、病床周转率和病人投诉数量三个因素。一个医生收受红包和虚开药品无异于自毁前程。
2016-09-22 中国医学论坛报
来源：新民周刊（2007年12月5日）
作者：汪伟 黄祺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EzOTUxOQ==&mid=2654107023&idx=1&sn=e1b340b6d6d4ab096c3ccef0ee4b18ac&chksm=bd06d45f8a715d49393c51cb361a09666e9c071b557ec69ad8d325031e98d17b133f75c06d57&scene=1&srcid=0922vqf0xtURyZFij0MSTWDh#wechat_redirect
这篇直指现今医疗机制及医患痛点的深度文章，发表于2007年的《新民周刊》。时隔9年，时代在发展，然而并非所有事都在。
2007 年年末，医改方案的制定工作已接近尾声，新方案出台在即。
由卫生部、发改委等16个中央部委派员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领导制订了这一轮医改方案。方案综合各方意见，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WHO(世界卫生组织)等9家单位提交的报告，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
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医生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
有人说，沉默是因为这一轮医改的起点就是对医生的批判。医生、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他们怎么看近在咫尺的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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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主角还是看客？
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 年以后，这个行业的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 万名员工，负责为13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 年里，他们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被认为对“看病贵”“看病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在医生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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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荣誉
朱正纲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他及妻子都学医，夫妻俩希望儿子能继承家族传统。但朱正纲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
“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他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但让他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
医生这个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值得留恋了。这个行业陷入了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医生更多地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
2003 年SARS 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但SARS 消失后，这个称呼再次被遗忘。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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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恐惧症
20 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时，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休息半天。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 元钱。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那时医患关系很好，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
和20年前相比，医患关系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直言反对：“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有些治疗方案，连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看上去很公平，其实病人被牺牲了。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面对感冒等常见病，为了保险，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并不必要。
和20年前相比，中国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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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工资
简伟1992 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一所区中心医院工作。简伟真正安心做医生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后，他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白天则去做药品代理。几年后，他辞职进入药品公司，做了专业的药品营销人员。“当时医院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00 元，做医药代表可以拿2000 元。”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大批医生投入药品、医药器械销售行列，医生跳槽热与当时的出国热一样如火如荼。简伟目前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如果10年前没有跳槽，他现在应该是那家二级医院的资深医生，月收入3000 多元。这个收入让简伟觉得“可怜”。
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和医护人员认为，低收入已成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多病人看来，医生和“药品回扣”“红包”联系在一起，这会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吗？
许多大医院里都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高档汽车，这尤其让人难以相信，医生的收入会像他们自己抱怨的那么低。
长期以来，医生对收入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去甚远。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分化程度令人瞠目。
现在，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及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必须想方设法增收。增收的方法，除了尽量争取病人，还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更多的利润。“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伤害了医生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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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倒挂
“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这真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李青峰说。
公立医院，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这和我国低下的医保水平有关——如果诊疗费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的，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李青峰经历过一次马拉松式的手术。2 个麻醉师、4 个护士、8 个医生工作了19个小时。这台手术的价格是2300 元，外加20% 的津贴。如果换算成小时工资，数字的确低廉得惊人(平均每人每小时不到11元，与钟点工的收入差距不大) 。“而两根手术缝线的费用也要近200 元！”倒挂的价格体系让李青峰看重的知识和经验完全贬值。
护理的收费更低，护士改行的越来越多，大多数人的目标是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
漫长的学习过程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从业成本。医科学生5 年才能本科毕业，要想取得博士文凭，要11 年。在那些尖端的医疗领域，知识更新的速度更快，这逼着他们一生都必须保持学习的习惯。
这个行业也是公认的辛苦，超时工作几乎是每一个医生的生存状态。
好医生意味着智力水平、心理承受能力和体力都要上乘。为了将这样的人吸引来并且留在医疗行业，在李青峰看来，高额薪酬是绝对必要的：“他的工资应该与他承担的一切成正比。”
他为那些开豪华车的同行辩护：“一个医生敢开豪华车，他的收入就一定是合法的。这样的医生必须有三个前提，第一，他在著名的大医院工作；第二，他所在的学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第三，他有别人没有的绝活。”
李青峰设想的未来，决定一个医生薪水的，应该只有技术水平、病床周转率和病人投诉数量三个因素。一个医生收受红包和虚开药品无异于自毁前程。
2016-09-22 中国医学论坛报
来源：新民周刊（2007年12月5日）
作者：汪伟 黄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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