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知 来源：未知 2017-03-01 07:58
李政道与杨振宁
我有个习惯，从报上看见有意思的文字，便剪下来放在案头，时间一长，这样的剪报往往能攒上几十上百份。《〈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恩怨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便是其中之一。
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推翻“宇称守恒定律”而双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我后来在搜集李、杨资料的过程中却发现，两位似乎在获奖后什么时候起，因某种缘故断交了。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2或3人共同获奖的情况是常见的，他们往往还不同一国籍，却可成为终身好友。那么，李、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此两个人物，因什么闹僵的呢？我想不大可能为了钱，也不大可能是为官职——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当名教授比当官强得多。看来只能是为了“名”，这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名声”、“名气”，而是“排名先后”的“名”。
对李、杨分道扬镳的原因，杨振宁已经说过了，却一直没听到过李政道的说法。我忆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心想杨说过了，现在且听李怎么说吧。
《始末》中写道，李、杨早年是西南联大校友，后来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关系一直很好， 且“两家比邻而居， 两家人来往密切”。从1951年起，他们的合作“真正开始”，并得到奥本海默的欣赏和爱因斯坦的重视——即此一点便可看出，李、杨是多么的幸运！但他们无视这种幸运，文章接着谈及：“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署名次序问题。在第一篇论文写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杨振宁。——就这样轮流坐庄也很好，但不行。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怀，看来更使杨振宁耿耿于怀，但两人仍相互需要。于是，此后两人仍有合作，有些学术观点经激烈辩论后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论文“还共同署名”。对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写道：“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后面的两句话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说法。它曾被李、杨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实所证明，使人想起中国人常说的“团结就是力量”。
杨振宁说，他在发现“宇称不守恒”中的功劳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中说：“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有关宇称不守恒的)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李政道传》则说：“这一发现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论文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然而，据《李政道传》说，“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杨振宁突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同意”。
再往后，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杨振宁看到校样后说“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又是“排名先后”问题，“杨振宁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样，“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而人们都知道，这个“暂停”就是永久停止。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但现在，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在物理学上两人极具天赋，堪称顶尖级人才，奥本海默曾对他俩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现在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批评乃至否定。“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预言李今后在高能物理领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这话说对了，1957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李政道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则简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写道：“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国内高能物理学界本来就存在分歧，1972年后杨振宁和李政道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使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从晚清至民国，中国人被形容成“一盘散沙”；改革开放初又出现“一个日本人是虫，三个日本人是龙;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的说法——何况李、杨还都是特别优秀的中国人。
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诺贝尔奖揭晓，3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日本人，这就使日本在21世纪前9年里培养的诺奖得主达到10人!而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奖以来的110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1年，先后共有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国者2人，出自台湾地区者2人，出自香港地区者2人，生在美国者2人，全部是在美国荣膺诺奖的。中国本土尚无一人。
李杨的“恩怨”也好，“一盘散沙”也好，很多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闹不团结”也好，说到底还是一种“国民性”，一种“坏根性”，对它的“疗救”是很麻烦和很需要时间的。（据《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