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病历，让胎儿之死成了一笔糊涂账

篡改病历让“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无法判定，家属拿到赔偿却找不到责任人

先简要介绍一下这起案件。2014年4月，顾女士因羊水破裂，住进苏州市中医医院。5月1号上午，顾女士出现胎心率偏高的状况。丈夫施先生致电妇产科主任胡医生要求进行紧急处理，胡医生在电话中答应了5分钟就到，但直到4小时以后才赶到医院进行手术。在进行剖宫产后，顾女士产下一名死婴。随后，胡医生和当班医生伙同护士篡改、伪造患者病历，结果竟忘记将原件拿走，伪造病历一事因此败露。

在很多网友看来，迟到4个小时、胎儿死亡、篡改病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过错非常明显，毫无疑问是一起医疗事故，赔偿理所当然，医生也应该判刑。

但实践中这起案子并没有被如此认定。由于病历遭到篡改，关键证据遭到破坏，是否能认定为医疗事故就存在疑问。院方即认为，“婴儿宫内死亡主要是其孕周小于32周，胎膜早破早产”，院方并非胎儿死亡的直接原因，不属于医疗事故。责进行鉴定的苏州市医学会也表示，“由于两份待产记录系伪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案缺主要鉴定材料，鉴定无法组织，无法判定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

这意味着施先生仅能拿到赔偿——按照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患者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只要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就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胎儿的死因则永远成迷，不会有人对此负责。篡改病历的医生，仅仅受到“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的处罚。

这起案件不过是我国病历篡改乱象的冰山一角

篡改病历，大家都不陌生，但到底情况有多严重？2010年，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中称“相当多医疗纠纷案件的病历涉嫌篡改”，他引述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医疗纠纷中，60%的医疗机构曾涉嫌伪造或篡改病历资料”。

医疗纠纷案件中的病历被大量篡改，是为了逃避责任。非医疗纠纷中的患者病历被篡改，则要归咎于医务人员平时的不负责任，以及缺乏“病历是不得随意改动的原始材料”的观念。有媒体曾报道，由于在卫生部的年度评审中，病历质量常常是考核医院的一项重要指标，有医院为了过关，竟组织全院医生护士通宵重抄过去几年的病历，这样被大规模完善的病历，在无形中侵犯了患者的权益——如果此后患者和医院出现医疗纠纷，从这些被“完善”过的病历中，很难判定院方负有责任了。

为何医疗机构和医生篡改病历肆无忌惮

篡改容易，发现和鉴定却很难

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患者有权复印自己的病历，并在发生医疗纠纷时，有权要求封存病历，但在实践中，病历的制作和保管却是院方，患方在没有遭受明显损害的情况下不会去找医院麻烦，而在当患方刚与医院发生争议，医院已有所警惕，所谓的“封存病历”也很可能被做了手脚。

在本案中，施先生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虽然他早就要求院方留存病历材料，但涉事医生和护士还能轻易篡改病历，如果不是她们居然忘记将原件抽走，篡改病历的行为可能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了。

目前对于篡改病历的司法鉴定主要是文检鉴定，主要对涂改内容和笔迹进行鉴定。但这种鉴定也难说有什么效果。在业内人士看来，文检鉴定能作出一些有益的提示，但仅凭文检鉴定结论也无法断定病历是否被篡改。因为即使病历有涂改，涂改也可分为正常涂改和非正常涂改，医生在书写过程中出现笔误是很正常的现象。至于笔迹鉴定就更难了，因为篡改伪造病历的人往往就是原来书写病历的人。

篡改病历，有利于涉事医生逃避可能的刑责

在医疗纠纷中，尤其是涉事医生治疗行为有过失的情况下，涉事医生更有动力篡改病历。

因为按照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即使医疗机构不予追究，患者家属也很可能以此进行刑事诉讼。而篡改、伪造病历将导致应当被追究医疗事故罪的医务人员逍遥法外。

虽然我国多部法规对篡改病历的惩罚也作出了规定，如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违反将处警告、停业、吊销执业证书乃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哪个医生单纯因为篡改病历受到惩罚，篡改顾女士病历的胡医生和张医生被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的处罚，已经是“极重”的惩罚了。

“老子管儿子”式的监管给了不良医生篡改病历的底气

面对医院肆意篡改病历的乱象，主管部门也不是没有放过狠话。2006年，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医疗处处长赵明钢曾重申：发生医疗纠纷时，一旦发现医生篡改病历，将直接定性为医疗事故。当时就有很多医卫人士表示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地说道，篡改病历是错，但用一句话来定性所有篡改行为并不合适。在本次事件中，苏州市医学会的表态，似乎也没有把原卫生部官员的表态当回事。

各地医学会的这种态度，无疑让不良医生篡改患者病历更有底气。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目前大部分医疗纠纷都要经过“医疗事故鉴定”这一程序。以前负责纠纷鉴定的是卫生主管部门，现在则是各地的医学会，而医学会由本地区医学界的专家、医师、学者组成，仍挂靠卫生行政机关，行政色彩强烈，根本无法做到实质中立。如果说以前是老子给儿子鉴定，现在不过是干爹在给儿子做鉴定。

不变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鉴定专家组是集体鉴定，鉴定专家个人在鉴定书上不签字，而是以医学会的名义出具鉴定意见，在形式上就回避了鉴定参与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剥夺了被鉴定人提出异议和追究伪证责任的权利。

这样的鉴定机构在鉴定医疗事故时，“对于责任不明显的，就放医院一马；对于一些明显的医疗伤害，就降低伤害等级”，对伪造患者病历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更不愿意管了。

篡改病历违法成本不能再如此之低

与不少国家相比，我国对篡改病历的认定和处罚无疑太轻

虽然《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并进行赔偿，算是一种进步。但与不少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除去赔偿额明显偏少外（这次胎儿死亡仅赔偿5万多家属就不再追究），最显著的区别是，司法机关不会放过对医生本人的惩罚。1994年，美国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在发现一位外科医生故意篡改并伪造病历后，除了判给病人35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外，还判处了该医生1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个惩罚性赔偿必须由医生本人来支付，而不得使用职业责任保险。这种对医生个人“欺骗和违反职业准则的行为就该予以惩罚”的原则，也应该在我国的侵权赔偿案件中得以体现。

我国台湾地区处罚篡改病历的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台湾医师法、医疗法等法规在对医师设定了严格的行政责任的同时，刑法也规定了若干的刑事责任，篡改病历，医生很可能被判伪造文书罪。

2012年，台湾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台湾男子丁某2008年11月感到胃部不适，到署立台北医院接受医师张景永、施玲娜诊治，但病情未好转，后来确诊食道癌3期。随后，丁某向医院调病历，由于张景永没有诊断出食道癌，担心自己有责任，因此在病历中添加了“胃镜检查时有上消化道出血…”等文字。

篡改病历的事实被发现后，丁某怒控张景永业务过失伤害及伪造文书罪。虽然丁某已于2012年2月去世，但检方并没有因此停止调查。最后，检方依据当地医审会鉴定认为院方无医疗过失，但依旧认定张景永触犯伪造文书罪，判刑4个月。

而国内则如前所述，几乎没有哪个医生单纯因为篡改病历受到刑事惩罚，往往是连带其他刑事案件时，如“篡改病历让他人坐牢”，才会因伪造证据罪被判刑。

篡改病历违法成本低，医患关系也难从根本上改善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早已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医患关系紧张，和一些患者抱着“大闹大补偿，小闹小补偿，不闹不补偿”的心理，故意采取过激行为有关，也和职业医闹推波助澜有关，还和人们对医疗技术常怀有过高期待有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太多的医疗纠纷是因医生涉嫌伪造、篡改患者病历而起，并导致成医患矛盾不断升级、屡屡发生。缓和医患关系，医生和患者都有责任，“医闹入刑”、患者依法维权，固然重要，医生坚守职业准则，用实际行动赢得患者信任更重要。

从国外和我国台湾的经验看，提高篡改病历的违法成本，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