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知 来源：未知 2017-02-22 12:27
过去十年，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之多，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2012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发表的中国论文数量飙升到193733篇，这一数字是2002年的4.7倍，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也由此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中国的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却并未与这项骄人的成绩保持一致，不时有科研不端行为被披露出来。这一现象让很多人担心，在科研道德方面，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
2014年12月，《国家科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蒲慕明主持了一次圆桌论坛，邀请了五位不同背景的专家，一起探讨中国科研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程度、根源所在，以及如何加强中国的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
受邀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有：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逯高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王春法、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施普林格中国自然科学与工程编辑总监叶路。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NSR） ,译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赛先生”（ID: iscientists），科研圈经授权转载。
撰文 Jane Qiu
翻译 刘海平
问题严峻
蒲慕明：学术诚信是中国和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议题。中国的科研学术不端到底有多严重？确实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得多吗？
王春法：中国科协（CAST）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大陆科技工作者的基本状况、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也包括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认知情况。2013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总共发出36000份调查问卷，收回33000余份。从中可以发现，近一半被调查者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一直存在，分别有50.1%、43.7%、42.3%和36.7%的被调查者认为，虚假署名（没有参与研究却在科研论文署名的行为）、论文剽窃、研究结果报告过程中捏造和弄虚作假，以及一稿多投等现象较为普遍。这种情况说明，学术不端行为多发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
邱仁宗：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更广层面上的严峻问题。科学界各层都缺少监管。有些博士生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我导师想要，任何研究数据我都能搞出来。”我在很多医院都看到提供论文代写服务的广告，这些广告主要针对医院里有钱但没时间做研究的医生。这里面涉及到的学术论文买卖市场十分巨大。
杨卫：我们在基金委网上提交的研究基金申请计划里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很明显，一些公司为一个研究小组基金申请提供编辑和润色服务，却暗中把研究计划卖给了其他研究者。通过剽窃检测软件，我们发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2013年收到的十万份申请中，有超过400份的内容与往年提交的申请内容有50%以上的相似度，而其中更有40份申请的内容与往年内容相似度达到了80%以上。
逯高清：整个国际科研界都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在担任好几个国际期刊的同行评审期间，我的一个印象是很多学术不端的科研论文来自中国，可能数量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但是，这也和整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正在尝试实行必要的管制措施并建立相关的机制，等这些机制成熟以后，整个情况应该也会跟着好转。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是目前中国科研亟需的，也需要一定的时日才能实现。
王春法：客观地说，我觉得目前情况正在好转。在2013年的全国调查中，有55%的受访研究者表示，完全知晓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这一数据比2008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个进步应该跟政府和基金委员会以及中国科协等组织做出的努力不无关系。
虚假署名
蒲慕明：中国科协的调查统计数据证实了“虚假署名”在中国普遍存在。三大最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是：研究结果报告中捏造、弄虚作假以及论文剽窃，中国最常见的虚假署名其实并不在这个范围内。NSFC 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杨卫：大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于论文署名都有相关的规定，一般我们不会指手划脚。但是，我们要求所有申请到 NSFC 资助的科研论文，在发表一年期间都必须提交到一个公共数据库，这样既有利于绿色开放获取，又有利于对署名的监督。
叶路：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很多期刊会要求提交一份阐明每一个作者对论文的贡献的文件。施普林格有一套系统的规范指导论文的署名，这套规范为防止虚假署名和解决相关纠纷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逯高清：我参与了昆士兰大学论文署名规范的修订过程。每个学科的惯用做法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生物学领域，研究团队的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被署名为通讯作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但是在工程学领域却经常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一个项目里涉及到多个共同研究者，情况就更加复杂。
杨卫：我同意。不过中国的问题一般更加突出。比如有的研究团队想提高论文被接受的概率，邀请有名气的科学家署名，这些邀请有的获得了当事人心照不宣的默许，有的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情。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经常在没有参与的项目上署名，这些显然都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王春法：虚假署名是一个危害很大的行为。除了道德方面的危害，在现行的考评体系里，也会产生误导，让不是专家的人被奉为专家。这种现象会影响到长期研究的走向和科研基金的分配。
根源何在
蒲慕明：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为何如此猖獗？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
杨卫：我认为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国社会对科学家有很高的期待——不仅仅是科研上急于取得重大突破，也有对诺贝尔奖的期待。这种期待给科研工作者造成很大压力，此外，科研经费竞争激烈，而科研经费又成了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比达到40%之多。科学家们申请科研经费的数量常成为考评体系里的重要标准。
王春法：从2013年科协进行的调查来看，追求物质财富和金钱回报也是学术不端行为背后的重要诱因。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金钱是人生奋斗的主要目标，其中72%的受访者认为个人财富的多少是衡量成功与否的关键，51.2%的人认为个人收入与其对社会贡献应该成正比。
逯高清：中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科研发展起步晚于西方，科研规范和监管机制都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改革，人们的价值观改变很大，也自然影响了科研、学术和社会的其他方面。
蒲慕明：考评体系在其中的影响也很大。目前的考评体系只看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因子，而不看科研论文的质量和长期影响力。在高级别期刊上发表论文能给科学家迅速带来学界认可和荣誉，以及大量的金钱回报。这种高回报使得一些科学家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去发表造假论文。
王春法：2013年的科协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52%的受访者认为现行的考评体系是造成学术不端的主要原因，而72.3%的人表示发表论文主要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评要求。
邱仁宗：另一个原因在于权威机构对于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宽容。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研究者陈进早前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系列的新型电脑芯片，后来被发现是造假，但结果不过是被校方开除，而涉及到这一丑闻的其他人并没有被处罚。这样的案例使得更多科学家愿意选择铤而走险。总的来说，中央政府对于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意愿不强。
杨卫：确实是的。NSFC 对于学术不端有相关的惩戒，其中一项是七年之内不可再申请基金。但我们最近意识到，七年的期限也许还是有些宽宏大量了，我们在考虑适时地调整政策以对学术不端进行更严厉地处罚。
蒲慕明：我了解到中科院有好几个案例，项目负责人因为被认定不须对其研究小组成员的欺诈行为负责，从而免于责罚。在我们院所，我们调查出一个项目负责人跟造假有关后就立马开除了他，之后中国科学圈也有些人批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过于严厉。
王春法：这表明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2013年的科协调查数据表明，近一半的研究人员对于科研不端行为持同情和容忍态度。持这种态度的研究者在年龄为35岁以下的研究者中占到55.3%，而在35岁以上的研究者中比例小一些，占到45.8%。大约三分之二的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青年学者对于研究不端行为也持相同态度。
诚信教育
蒲慕明：我参与了一些关于学术不端案件的调查，发现国内科研人员对于学术不端的认识不足。这应该也跟学术研究规范教育培训不足有关系。
王春法：根据中国科协2013年的调查数据，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于学术规范没有系统的了解——其中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研究者中比例更大，是40%；将近10%的人对学术规范一无所知，一半的人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邱仁宗：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十分重要。科学是为了追求真理，科学家们理应是诚信和可靠的。但是各个层次的科学家都应该进行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学习，除了基本的规范之外，也要学习如何应对新出现的问题。
逯高清：我也同意。在西方，比如我所在的澳大利亚，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培训从本科阶段就开始了。科研人员必须定期参加培训，了解最新的政策变化和科研诚信的事宜，科研机构对于学术规范也有非常严明的规定。
杨卫：我们在过去几年举办过几次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中美研讨班，发现一些有趣的区别。中国科研人员接受的诚信教育大部分基于非黑即白的真实案例分析，而在美国，学生一般都是被要求讨论假设处于科研诚信灰色地带的案例，然后培训师解释给他们什么是符合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行为。
蒲慕明：这种情景式代入的案例学习在中国还十分稀缺，但应该成为所有科研人员的必修课，从本科生到教授都要进行这样的训练。
叶路：在施普林格，我们很重视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教育，为了防止不端行为的发生，我们开发了一个在线学习课程，叫做施普林格作者学院（Springer Author Academy），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阐明出版不端行为有哪些。我们同时每年在国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十多次相关的作者研讨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讨论关于出版诚信的问题。
共同完善
蒲慕明：有哪些渠道可以完善中国的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邱仁宗：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科研进步，因此科研诚信必须被放在重要位置。科研基金都来自于纳税人，因此全国人大有这个责任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政府应该制定针对相关部门、基金委员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规范条例，设立专门办公室拨发专款、部署人员负责调查相关案件，具体可以参考美国卫生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媒体和民间组织也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监管机制只有在保证透明公开的前提下才能在各个层级运作，而且最严重的案件应该被公开严惩。
杨卫：确实是这样。NSFC 实际上有专家组成的科研诚信委员会，每年会收到300到400份的举报，调查结果一般会在内部进行通知，直到去年我们才开始公开其中一些特别严重的案子。除了对举报进行调查，我们也使用剽窃检测软件检查基金申请文书。
叶路：在科技出版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出版道德委员会（COPE），制定了如何调查相关案件的流程指南。施普林格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每个月我们都会举行会议讨论复杂的案子以及如何处理。读者也可以随时向主编和出版编辑举报，出版编辑要负责调查每一宗举报并及时作出回复。同时基于出版道德委员会的方案，施普林格也制定了一套自己特有的规范供编辑、学会、合伙伙伴和论文作者参考。
逯高清：中国可以学习西方的经验。《澳大利亚规范研究准则》有一套详细的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和调查体系。每一宗被举报的案子，不管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都必须进入官方数据库。对举报人也会有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的初期，对被调查者的身份保密。如果被调查的研究人员最终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案件调查结果就会被公开。被指控的科研人员可以申请上诉，如果争议无法在机构内部解决，其后将组成一个外部委员会做进一步的调查。
王春法: 科技部和科协都设有单独的机构去处理这些指控，但是中国大部分的学术不端都是由媒体和网络曝光出来。大多数指控都是匿名，有些甚至近乎个人攻击。一些案例也迅速地演变成了关于诽谤的司法诉讼，因此很难调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还是限定在科学界内部进行调查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处理和解决纠纷。
蒲慕明: 有道理。最著名的公布学术不端的网站叫做“新语丝”, 但目前科研人员仍然对这个网站意见不一。
逯高清：个人或团体在新语丝等社交媒体上揭露或调查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力很大，在构建科研诚信文化氛围方面，对政府机构系统工作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同时，这类缺少监管的个人行为也存在一些问题。长此以往，他们遭到滥用，会伤害到无辜者。
邱仁宗：新语丝出现的时候，大家对学术不端行为和公众辩论还意识薄弱。直到今天，很多以科研诚信为名的办公室也只是徒有其名，缺少透明度和独立媒体的监管。最近《中国医学报》的一项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称举报学术不端行为根本没有用，22%的人认为对于此类举报没有一个应对机制。新语丝至少可以在监督学术行为和激发公众讨论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新语丝并非没有问题，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网上公布的证据至少可以作为政府部门调查的起点。
逯高清：的确。政府应该在监管此类民间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使得他们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政府应该出台具体的规定来明确划定这些组织的权力范围，指导他们的具体操作，清楚继续这一事业的责任，甚至可以鼓励并资助他们。所有的举报都必须提供证据，任何讨论都要尽量避免个人攻击和恶意指责。同时，政府也应该及时回应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不端行为曝光，并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和惩处措施。这样一来，社会媒体也可以增强公众对于科研界的信心。
杨卫：我同意。像新语丝这样的网站，对保护科研诚信有利有弊。中国对抗学术不端的这场持久战可以参照一些国际范例。只有出台必要的政策和法令，一套制衡的体系充分到位后，打击科研学术不端的努力才能真的起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