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叶赫那拉·杏贞(慈禧)那个老太婆在洋枪洋炮打得清王朝到处吐血之后，并没有反对改革。但由于专制者总是要死命抓住权力不放。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先生主持改革，改革一旦成功可能使慈禧失去权力。所以，杏贞老太太必须镇压“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1898年。义和团之后的1901年，清廷重新启动变革，为“清末新政”。两者相距不过两三年时间。清末新政还是戊戌变法那一套东西，有些地方甚至比载湉先生的变革方案走得更远。清末新政由于是杏贞老太太而不是载湉完全控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玩起了真的。

其二，清末新政对传统中国改变很大。废科举办新学、经济自由、办新军等，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满清皇亲贵戚犯了最大的错误不愿意让度权力。杏贞老太太死后，清廷失去专制的“核心”人物。到了这时候，满清贵族还是企图大权独揽。既想实行君主立宪制，又不想限制皇权和稍稍削减一点满清贵族的特权。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皇帝依然权力至高无上，给予责任内阁和民选议会的权力太小。1910年，清廷宣布责任内阁名单，竟然皇族内阁、亲贵内阁，13个阁员竟然有9名来自皇室或皇族。这样，满汉矛盾在官场激化。于是，当清廷宣布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之策时，立即引发社会巨大矛盾冲突。各地保路运动虽然以四川最为激烈，但各地汉官对清廷彻底失望，不再为清廷排解麻烦。这同时，也让原本支持立宪的汉人士族社会强烈反弹，转而支持革命。

其三，辛亥革命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准备，是仓促起事而意外获得成功。这场革命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包括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军阀混战”时期，战争规模均有限。辛亥革命实际是在相对平和的历史环境下，完成了帝制体向共和体的转变。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参与度不大。政治和战争，主要是官僚、军伐、士族、学生、商人、会党等群体之间的较量。其中会党有些具有一定的黑社会性质，但在辛亥革命中，他们是一支敢于在战场上拼杀的一群人。辛亥革命中，汉官不是作壁上观就是主动加入革命者阵营。满清官员普遍无能。“北洋六镇”是清末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称新军，每个镇约现在一个师的兵力。“北洋六镇”被调集镇压武昌起义，可除了第一镇（也称第一军）为八旗兵之外，其他均以汉兵为主，故也只有第一镇来真的。其他的部队，基本没人指挥，根本不能组织对革命军的进攻。可“第一镇”虽然拥有最好的装备，在革命军的“阳夏保卫战”中，清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只好在刘家花园及汉口北端与革命军处对峙状态，根本进不了区区几公里外的武昌。

其四，辛亥革命之前并未形成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集团。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除了小农经济之外，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官商经济。从胡雪岩、王炽、盛宣怀到张謇、张之洞、范旭东、卢作孚等，都是亦官亦商。胡雪岩等人，更有“红顶商人”之称。辛亥革命后，由于清末新政延续和民国给了更大自由度，中国纯民间意义的资本经济才发展起来了。因此，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准确。

其五，晚清时，中国最大的思想之争是立宪派和革命派之争。立宪派拥有强大的实力。若不是清廷的愚蠢，最终伤了立宪派的心，那么，君主立宪制是有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的。

但是，我对史学家的一些观点无法认同。比如如果实现君主立宪制，结果会比革命来得好。理由是清末新政在很多方面100年后再看，还是挺不错的，符合世界历史潮流。而革命后也没有让让中国变得有什么好，那还不如有一个皇上。中国人从骨子里是服从于威权的，中国所谓共和也一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相反的，从国民党执政时开始变成一种糟糕的党国体制。

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可能比共和制好的说法，现在蛮有市场。可是，这种假设的前提是清廷失去了实践的机会。从晚清的政治的自私与颟顸来看，明显无法证明满清权贵在此后的政治中有智慧地梳理中国的政治事务。那样，满汉矛盾更加无法化解。而满汉矛盾在社会自由度增大的情况下，必然对政治产生越来越复杂的干扰。同时，延续的政治陋习和满清贵族的特权思想，又势必让任何有损他们利益和传统观点的政令难以施行。于是，各利益集团在相互的缠斗中，根本理不出头绪，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皇帝不痛快，权臣不高兴，贵族不乐意，士族不赞成，工商业主不舒服，全国民众怨声载道。

君主立宪制之所以不能成立，原因不在晚清而在前清。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胤禛、爱新觉罗·弘历3名皇帝，虽然他们起了好听的名号，分别叫做康熙、雍正、乾隆。这3人比较长寿，当皇帝的时间也较长。从1681年到1796年，长达115年中，在他们的治下经济状况比较好，故史家称他们管治那断时间为“康乾盛世”。但这个“盛世”之称太廉价了。

与此同时，英国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这直接导致英国的强盛。当时，英王詹姆斯二世的是残暴的独裁者，但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成功联合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兵不血刃把詹姆斯二世赶下台。1689年英国又通过《权利法案》（《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规定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配带武器以用以自卫的权利等。1765年，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并开创了西方强权一边倒称霸世界的新时代。

在大洋的另一边，美国于1776年宣布独立，建立世界上一个完全没有帝王的新型国家，即共和国。美国《独立宣言》宣布，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及拥有私人资产之权。美国此后发展为世界超级强国，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国家通过《独立宣言》建立的民主法治政体，体现了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和生命力。

当今所谓的西方列强，基本都在这期间仿效英或美的政治制度。是制度让他们走上强盛之路。

而这时候，以玄烨、、胤禛、弘历为代表的满清政客在干什么？一是搞种族主义，强调满汉隔离（怕汉人污染满族血统），歧视汉人。清朝虽然没有像蒙元一样把国人分成4个等级，并以南方汉人等级最低，但满清用皇族、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蒙古各部、汉军八旗等这种顺序，把国人实际划分为等级。蒙族地位比汉人高，是由于满蒙通婚等原因。二是大兴文字狱，阉割汉学，制造具有满清特色的奴才文化。满清皇族学习汉学积极性高，尤其是儒家文化，但他们学习的结果是肢解汉文化，放大汉学中奴才文化那一部分。对汉人知识阶层，除了满清立国初期的大屠杀之外，后来就是大兴文字狱，篡改中华典籍。玄烨、、胤禛、弘历三代，较大“文字狱”玄烨制造11起，胤禛制造20多起，弘历制造130多起。因文字惹祸被灭族及其他形式迫害的家庭不计其数。某些个案涉及受害者人数就达上万人。弘历还以编《四库全书》为名，篡改大量汉人典章，尤其是历史、思想类著作，并彻底烧毁大量被他们认为有害的书籍。三是抑制工商和科技。满人认为汉人掌握工商和科技，就会对他们统治产生威胁，所以用尽心思加以限制。

满清统治时，中国经济状况曾表现不错，基本原因是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少，有能力做官的人更少，他们无力全面建立相对完善的吏治体系。在“三蕃之乱”后，他们更对汉官不放心。这样，客观上限制了官僚系统对民众的盘剥。官家少管一些民事，民众的生产自由度有所提高。这对下层劳苦民众，相当于施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同时，明朝中后期积累的较先进生产技术在明朝没有较好条件应用，到了满清时，一旦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就有了技术的爆发力。但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这种主要在农业生产上的良好表现与西方世界一比，就微不足道了。中国人口基数多，在社会财富总量上积累出一个大数字，并非难事。这并非满清皇族有意为之，而是力有不逮，无意插柳而成荫罢了。那么，经济状况较好这一点，又有何理由算成玄烨、、胤禛、弘历这等历史暴君的功绩呢？

根据这种状况不难发现，所谓“康乾盛世”实为中国历史上的大黑暗时代而已。

就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大黑暗时代，满清的政治也逐步退化。到了晚清，国家权力竟然掌握在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手上。这就是杏贞老太太了。要这样一个喜欢弄权的女人来看清社会发展的大势，根本不可能。同样，由于满清一朝尽是奴才，那也别想士族阶层有什么远见卓识。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敲开国门之后，中国第一批有所觉醒的人实际是洋买办，但这些人多没有国家民族思想，太过功利，没有变成唤醒中国的力量。士族阶层有少数人此时长了见识，有了新思想，但一方面他们人数少，社会地位低，无法与大量奴才抗衡，一方面他们仍然在精神世界打上深深的奴才文化烙印，所以，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推动也很有限。就是孙中山那些“革命者”，也仍然受制于此。因此，不仅清末变法和新政找不到能人，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一时也难找到真正可以凝聚中国，引导社会走向正确方向的强大力量。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但那时，并无中国的杰佛逊、亚当斯等杰出人物。袁世凯做了几年“大总统”，无法处理与反对派的政治冲突问题，到了1916年，居然昏了头称起帝来。

这就是晚清到辛亥革命那段时间，中国特别悲催的根本原因所在。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前因后果，往往是通过较长的历史过程联接而成。如果只看到“清末新政”一些华丽的词语表述，那肯定未看清历史真相。